援圣普医疗队与圣普中心医院联合举办第一届“中圣普医疗学术大会”

同样依据信息产生的时间顺序逻辑，检察执法信息的的公开主要包括执法依据的公开、执法过程的公开以及执法结果的公开。

法院不应闭着眼睛适用法规和规章，不管所适用的法规、规章是合法还是违法。[16]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

当然，除政府外，涉及有些强势政府部门（如公安部门、财政部门）的案件，同级法院审理也可能发生困难。因此，应适当推进公益行政客观诉讼，授权国家检察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对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事故等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丙在诉讼过程中参加进来，一旦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丙要通过信访或其他非司法途径要回其土地使用权不是不可能，但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要求虽然不是在《决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一节而是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一节中提出的，《决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一节主要就刑事诉讼提出要求，如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防止刑讯逼供，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和及时纠正机制等，但行政诉讼体制机制的完善，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对于人权保障亦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人权司法保障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三）放宽了行政诉讼原告和第三人的要求，加大了行政复议机关和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责任 其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3]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三、五项。经济发展不均衡既是导致社会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大城市病、土地财政、基层财政危机、农村空心化等诸多问题的直接诱因。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 chinatax. gov. en/n2735/n2834/n2835/c755364/content. html, 2014年8月6日访问。三、区域财政协同治理的立法行为面向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财政是物质基础，法治是制度基础。借鉴国外制定国家首都地区的立法实践，可以制定我国的《国家首都地区法》或《京津冀协同发展法》，或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定（决议）》。其二，在前述法律框架下，制定规范财政协同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事项包括：（1）京津冀区域财政横向转移支付规范。

同时，中央政府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也应通过法规的方式将转移支付行为的各个要素、环节具体化。预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

财政既是政府行为的支持力量，也是政府行为的约束力量，政府的廉洁、高效、民主系于财政的法治化程度。[11]刘寒波：《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与体系构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4页。[21]陈少英：《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之构建—以税权配置为视角》，《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第64页。进入专题： 区域治理 法治框架 协同治理 。

立法是将公开的意见和意志通过合理商谈而使之建制化的过程。不过，这一立法仅属于省级政府规章，效力范围只能涵盖本级及其下级政府，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权威性。[24]充分保证地方政府合法的自主权是地方开展可持续治理的政治前提。对于行政协议的批准，涉及中央政府权限的行政协议，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必须经批准的行政协议，须经国务院批准。

[2]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将财政定位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了财政治理的新命题，把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高到新的认识水平。其次，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悬殊。

区域财政协同治理属于重大改革，理应于法有据，并且以法治方式进行。缩小不合理的差异，实现全国范围区域发展的总体均衡，恰是区域协同治理所要直面的问题。

[28]对此，应当从公共财政、民主财政、法治财政的立场出发，强化政府预算硬约束功能。（二）统一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京津冀三地均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参考文献】  {1}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这些手段反映到市场上，就会扰乱整个市场秩序。财政协同治理的协商机制既可包括立法协商机制，但主要是行政协商机制。预算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行为，政府是人民的受托人，必须要执行人民的意志。

[24]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0页。[8]段铸、王雪祺：《京津冀经济圈财政合作的逻辑与路径研究》，《财经论丛》2014年第6期，第34页。

四、区域财政协同治理的法制框架—以京津冀为例 我国的地方协同治理是自上而下由国家公权力主动推进的，而不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又由于我国的地方法制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赋予地方创制性的税收立法权有可能导致各地自行其是。

这意味着，一级地方必须同时具备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强的政治地位，才能获得较强的财政优势，从而在地方竞赛中取得领先。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

在诸种财政行为中，征税最具有典型性，应当得到法律的规范。[18]厦门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新一轮财税改革与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复合构想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第146页。当然，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能力是不可能完全等同的，财力的平衡旨在实现行政目标（事权）与财政支撑的高匹配度，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地方合作的效率成本。此种治理需要法律制度支撑，包括三个层面： 其一，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包括京津冀三地的法律地位，以及协同区域的法律地位。

其他行政协议不必经中央政府同意，但涉及本地区重大行政事务的，则需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之所以需要协同，恰是因为区域内存在发展水平的差异。

相对来说，我国政府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开展较多，横向转移支付还不普遍，规范性也更弱。（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协同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合理配置，集中体现在财政收入的获得与分配上。

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这个财政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约束。对于实践中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转移的状况，应当明确上级随意转嫁事权的法律责任。

[22]立法要统一，征管则要分工，这是统放结合的第二步。区域财政协同治理须围绕政府的财政行为展开，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协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协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力配置等方面。从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到预算的执行和决算的批复，都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都要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为税收安排和转移支付提供标准和依据，也为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提供支撑。

省以下的各级政府只是无独立资格的分公司与支公司，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往往是不由自主的，尽管它们更接近市场和顾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权力经济到现代法治经济的语境转换，这是我们科学理解和构建预算法理论的现实基础。

【注释】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支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我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区域合作便是对这种发展格局的一种矫治。

再次，必须充分尊重市场机制。[12]参见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第33页以下。